展振振： “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的母亲”
一年前，在得知需要拍张生活照时，展振振思考再三，摆出左手握拳竖举在胸前的姿态。采访者特意提醒他现在不流行握拳，但他似乎毫不在意：“没事，我觉得挺好的。”
如今，已经大四的展振振，却正面临着被母校北京大学开除的困境。在他于毛诞日到韶山参与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后，很快被公安部门逮捕，接踵而至的是学校予以退学的处分。
展振振的名字为不少人所熟知，最早源自去年他为改善燕园后勤工友生活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
2018年的劳动节当天，振振发起的工人访谈小组在公众号发布《不应被遗忘的群体——2018北大校园工人访谈全记录》，从工人的经济待遇现状和改善情况、文娱生活与人际关系、身份认同等方面细致地描绘了燕园工人的生活现状。
我后来曾经问起振振关于发起访谈并撰写文章的原因，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的工友那么辛苦地工作，可是平日里遇到问题的时候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要解决他们的困难，首先得有人帮他们发出些声音，我认为北大的大多数同学在这点上是有着共识的。
一、“他们凭什么谢我”
百年前的北大诞生了一批青年学生，他们在看到工人农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现状后，主动投入到服务劳动群众、改善劳工生存条件的时代潮流当中。2018年的一桩桩事实证明燕园学子关注劳工的传统仍在。
在展振振向全校的同学发出访谈工人的邀请后，很快有五十余名同学汇聚一起，共同参与到工友的走访当中。
虽然如此，完成访谈工作的难度依然不小，因为北大校园内工人人数众多、工作岗位繁杂，而且偶有工学矛盾发生。
熟悉振振的同学应该都能记得起在那段时间里他灰黑深陷的眼睑。虽然面容疲惫，但那段日子恰恰是我见到过的他最精神昂扬的一段时间。一想到工友生活的改善要靠同学们的不断努力，他就没有任何休息的心思。
从寒假召集同学们一同走访工友、倾听工友心声，到汇总记录、处理数据，再到精简冗余、编写成文，振振在其中付出了很多心血。
白天，他基本都工友们在一起，从早起到天黑，不是在保安岗亭、食堂休息区和休息的工友们聊天，就是在教学楼里陪保洁的大姐们一边帮着干活一边关心她们生活上的需要；晚上，他要熬夜准备访谈记录，汇总其他同学了解到的信息，有时候还因为大哥大姐生病去帮忙买些药。曾经连续几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那么大的个头也会偶尔累趴在教室的桌子上呼呼大睡。
报告发出来后，虽然很快被微信平台删除，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振振带着访谈小组的同学踏破了各个后勤部门的大门，积极向学校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表达工人的诉求。
在他的极力促成下，包括餐饮中心、校园服务中心、保卫部在内的各个部门纷纷举办了与燕园同学的座谈会，共同商讨如何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人的文娱活动被提上议程，部分非法用工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展振振觉得自己值了。
后来许多和他关系要好的工友们纷纷给他发来信息，感谢振振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我跟他聊起这事的时候想夸夸他，没有想到一向坚强的他语调里起了些变化——
“他们凭什么谢我。”带着轻微的颤抖，他略带沉重地说。
我一愣，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补签劳动合同、要求加班费等本来就属于工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只不过是在现实中长期得不到满足而已。
从北大推至全国，2.9亿的农民工、600万的尘肺病工人……他们当中该有多少人能够享有最为基本的权利呢？如果答案是“没有”，我想这正是类似振振这样的青年学生选择推动问题解决的动力所在。
二、“另一个世界”
到现在我还记得振振当时的生活安排：周一、周四有工友会一起跳舞唱歌；周三有工人的篮球锻炼；周五是学习吹口琴；周六和周日晚上有工友学英语的活动，这些基本上构成了振振课余生活的全部。甚至有时候工友喜欢晨起跑步锻炼的，振振也不辞辛苦，每天早上六点半出现在操场领头跑步。
说起口琴，我记得里面有一番故事。当时振振叫来工友们一起商量学些什么好玩的，有大姐想要插花，也有小姑娘提议玩串珠，最后提来提去，大家觉得学个乐器不错。学口琴的建议是振振给出来的，他觉得口琴又便宜又方便，可以让工友们得了闲就放松一下。一个工友调侃他：你这么壮，别一口把口琴吹炸了——振振立刻装出吹胡子瞪眼的搞笑神态，让我们哈哈笑起来。
这也难怪工友会这样开他玩笑，任谁见了这么魁梧健壮的汉子都只能想像到他在篮球场上独领风骚的场面，怎么会相信他能吹动那跟他两根指头一样大小的口琴呢？可他真让我大吃一惊，说好了要教工友们学口琴，他就随身带着，时时练习。两周下来，他果然成了吹的最好的那一个。
这样拼命地做事，就算结实如振振也是吃不消的。一天早上，他少见的睡过了八点，见到他的时候脸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一整天他都在鼻子流水。可是连着三四天，他都没有去校医院看看，因为他觉得一来一回加上挂号，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我劝他：保重好身体，活动可以先放一放，已经把访谈记录做好了，给工友们生活已经带来很大改善了。他反问我：“那要是现在没有活动了工友们怎么办？你这是给自己偷懒找借口。”我一时羞愧语塞。至今，这都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回忆。
可他后来还是去校医院了。但这不是他终于挺不住病痛，而是因为自己去开药后，多余的那些药可以给其他遭受流感之苦的同学和工友们用。当时正值流感高发时节，不少工友都感冒了。
这些故事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前不久有篇文章标题叫“另一个世界”，讲述在学校当中同振振一样尝试跟工人生活在一起的青年学生，跟其他“普通”学生相比，几乎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世界。
这个比喻很生动，但仔细想一想却令人心酸。
在振振被开除前后，流言开始在各个地方兴起。随着流言的扩散，连同他在内的这批青年很有可能会被包装成别有目的的一群人，他们将被说成是部分为了捞取名声、部分故意寻衅滋事，才因此跟工人相接触、帮助他们维护权益。
对于这些无端的指责，我提不起辩解的兴趣。我只是想问：难道在这些人眼里，工人就理所应当活在另一个世界吗？
三、为了他们的微笑
许多青年并不这样认为的，振振只是其中之一，或许其中还包括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
这是社会大背景所致。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同学带着对于公平与正义的向往逐渐走到为工人争取权益的道路上来，不管他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千差万别。
我依稀还记得刚认识振振时，他还是那个进了球就要向对方勾手扬威的毛头小子，他也曾跟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一样处在过迷茫当中。
刚上北大时，因为不知道如何处理北京的新鲜生活，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连夜学习、天天健身、通宵游戏，但无论哪一个都没有让他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因为这些跟他考入北大的初心不相符。
“我以前想，我要考到北大，就是想让我母亲过得好一点。她是那么勤劳，那么慈爱，她为什么要遭那么多的罪？我就是要让她过上好日子。”
振振在一次公开谈话里这样叙述自己考上北大的初心。他的家庭几乎没有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光环。在他几岁时，父亲就从脚手架上跌落摔断了脊梁，靠着他母亲在工地、在流水线上的辛勤工作才养育了他。
但是后来当他很偶然地走到校内工友身旁，和他们谈起了工作、生活、家庭时，他突然惊觉：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忍受了种种心酸，为生活卖尽力气的呢？
他说：“我发现在全中国，有无数跟我母亲一样辛劳却一无所得的人们。”
他无法不把这些工友们不当作血脉相通的亲人，无法不为他们的遭遇痛彻心扉——如果只是满足于自己的“上升”，让自己的小家庭过上了稍微舒适些的日子，可是在中国其他地方不依然有着其他的母亲遭受苦难吗？
于是，他开始更广泛地接触校园的工友，也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了一片。
工友们有了困难，第一个想到的也总是振振。过年买回家的车票、生病买不起药、没法上网又急着联系家里人……大事小事，振振都亲力亲为。从保安小哥到保洁大姐，学校很多工友都接触过振振，也因此，振振在工友里有了极好的人缘，常常是走在路上，就有偶遇的工友给他递点自己买的东西。
现在他被学校退学，不知道会有多少工友感到忧心忡忡。这是因为他是真心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的。
我实在是不知道，那些与他无话不说的、受过他帮助的工友们，能不能保持住脸上的微笑。振振给工人访谈小组的公众号起名时，毕竟取的便是“为了他们的微笑”。
后记
振振被退学的消息传来后，我们都感到一种深深的耻辱。
如果说既得利益者希望以开除振振的方式“告诫”其他同学，少接触工人、少帮助弱者，甚至是希望将青年学生的思考空间一并消灭，那么除了“耻辱”以外，我实在想不到其他词汇用以形容当下的时代。
我知道振振为什么会去纪念毛主席，因为他说是毛主席给过像他母亲一样的劳动者站起来的机会。可是在毛主席去世数十年后，劳动者似乎在沉默中被压弯了背脊。就连只是想要扶他们一把的振振，现在也被母校随便找了个看起来合情合理的理由开除了，而且还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窗外寒风凛冽，今年的冬天尤其冷。
我不知道振振何时能够归来，但我相信全中国跟振振一样有理想的青年，不会轻易看着他身陷囹圄。
他不只是他，他是中国这代青年的一员。 青年只有一条出路，那是向上的路。还有另一条路，是沉寂。沉寂不应该属于我们这代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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